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、在业及其生活状况，是人口变动、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。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出生（生育）、成长（受教育）、在业（劳动就业）、迁移、老化（退休）、高龄化和死亡等。

　　从总体来看，总人口包括三部分：未进入劳动年龄人口、劳动年龄人口和退出劳动年龄人口，劳动年龄人口处于重要的中心位置。就业或在业阶段处于十分重要地位，因为其他阶段都需要有就业或在业创造财富来支持其发展。可见，劳动就业与人口发展有着密切关系，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及生活状况改善，对人口发展有重要作用和意义。

　　一、新中国建立初期解决就业困难问题的历史经验

　　回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局面，满目疮痍，百业凋敝。仅在城市就有几百万失业人员，破产农民不计其数。新中国政府对“旧人员”采取了“包下来”的政策。一方面积极恢复生产，一方面安排就业，并对失业者进行救济。这是社会安定所必须，影响和效果都很好。

　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。当时采取政府介绍就业与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并行的就业方针，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较快、较好地解决了就业问题。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较多，每年又有相当数量的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口，加上解放后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改组和变动，到1952年5月，全国城市仍有失业人员300多万人。其中，职工和知识分子在50%以上；失业的旧军官占16%；另有经过改造、培训后的妓女、乞丐、小偷、烟民、游民等占31.5%。（参阅《当代中国的劳动管理》第36页。）

　　我国的劳动就业，除个体劳动者自谋生计外，一般凡是到企业、事业、机关等单位工作的都是有组织地安排。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，即在劳动部下设置劳动就业介绍所。所谓政府介绍，实际上是由政府设法予以安排。当时被介绍就业者有一个月的试用期。用人单位还有辞退职工的一定权力（不限于试用期）。乃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，统一招工，统一调配，进一步制度化，后来又加以固定化。

　　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，许多单位都需要增加人员。为了合理安排、使用劳动力，并适当控制城市人口增长，当时确定了“先调剂，后招收”，“先城市，后农村”的原则，强调了劳动力的统一招收和调配。对高等院校、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则实行统一分配。劳动力的统一招收、调配，基于实际需要先从建筑部门开始，后来又扩大到工矿企业、交通运输等各部门。当时有的地区、单位劳动力不足（如西北、华北），需要补充劳动力，而沿海城市的老企业，劳动力又有富余。所以，当时实行劳动力统一调配，一方面保证新开发地区和重点建设单位的劳动力需要，同时也为劳动力过剩的城市、企业解决了就业出路问题。虽然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须的，但这种统一管理却发展为越管越严，逐步定型，形成了统包统配就业制度，不准任意辞退职工，能进不能出，最终成了一次分配定终身的“铁饭碗”。 

　　“一五”时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，同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。这种形势既有大量用人的方面，又有由于经济改组而出现多余劳动力的问题。如在1955至1956年，政府曾经组织一批失业、无业人员下乡务农或参加农场开荒生产。同时，还动员组织了7.9万城镇知识青年，奔赴农村和边疆参加农业生产。总的来看，城镇失业人数，1949年为474.2万人，1957年减至200.4万人。同期城镇失业率由23.6%下降为5.9%。城镇劳动者就业人数1957年达到3205万人，比1952年增长29%，比1949年增长1倍以上。同期，1957年的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%，比1949年增长1.6倍。1957年的人口总数为64653万人，比1952年增长12.5%，比1949年增长19.4%。可见，就业增长率大大高于人口增长率，而国民收入增长率又高于就业增长率。这表明，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良好，是同劳动就业方针基本正确分不开的。 

　　问题首次发生在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时期。当时，大跃进盲目地掀起了大炼钢铁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的浪潮，各方面都叫人员不足。原来的劳动力过剩、就业困难一下子变成了劳动力不足。由于1956年企业招工过多，国务院曾命令1957年停止从社会上招工。在高喊大跃进和劳动力不足的新形势下，把原来冻结招工的规定解冻了，又把劳动力招收、调配权下放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，以适应经济大发展的需要，接着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也如此处理，层层下放，这就形成了任放自流、盲目招工的浪潮。于是城镇的多余劳动力都用上了。同时，为了实现“家务劳动社会化”，并使“人人有事做，家家无闲人”，许多家属都到新组成的街道工厂、集体企业做工。城市劳动力不够用，还招收大量农民进城工作。到1958年末，仅国有企业在本年内就新增加2000多万职工就业。

　　实际上，“大跃进”中强制推行的高指标并未如愿以偿。当时，人们在热情鼓舞下，各行业、各部门都要“大办”，然而那些所谓成绩，都是谎报多报，虚假浮夸。既然经济的大跃进是虚假的，那么所谓劳动力不足也不过是假象，实际上招来过多的劳动力造成严重浪费，而且许多劳动力是从农村、农业中招工，又影响了全国的农业生产和 “吃饭”问题。“大跃进”的失误越来越表露明显，困难越来越严重，以至造成60年代初的全国大饥荒。于是1961年1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，企业则实行关停并转，大批精减职工，特别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，凡是能回农村的都动员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。1961至1963年，共计减少职工2500多万人，其中回农村的有1600多万人。

　　在整顿过程中，推行了临时工、合同工、亦工亦农制度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，中央已察觉到“包下来”的固定工制度的弊端，试图改行劳动合同制，改变“能进不能出”的状态。1958年刘少奇还曾提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倡议，后因“大跃进”的发动未能实施。1964年刘少奇又旧话重提，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肯定。于是便试行合同工、临时工，收到良好效果。

　　在扭转盲目招工、精减职工的同时，深感人口增长过快，城镇就业的压力加大。从1962年开始提计划生育，实行了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参加农业生产。开始时主要是到国营农、林、牧、渔场。1963年夏，汲取了浙江省到农村插队，花钱少，收获大的典型经验，于是国家决定把到生产队插队作为以后安置知青下乡的主要方向。后来，这个做法被固定为长期政策。从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，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量计达到129万人。其中，插队的占2/3，安置在国营农场的占1/3。虽然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是建国初期解决就业的经验是有历史意义的。